1985年~1992年：万树梨花等春风

　　如果要给1985年到1992年时期的企业家画一幅肖像，我想它大抵会有以下特点：眼里闪着光，有些散乱；身子微微前倾，这与脚步并不协调；这群人印堂饱满，脸廓却削瘦；他们可能会穿着皮尔卡丹的西服，戴金利来领带，但脚裤管却可能是挽起的……

　　这是大时代到来前的群像。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商业的种子已在中国人的心田里埋入并开始发芽，但这仅仅是萌芽，它还需要很多的春风吹拂才能成长。这时期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社会的“前夜”，体制转型的特征很强烈，而且对改革充满了理想主义和空想主义，所以，变化大，挫折也同样大。

“包为上策”

　　“前夜”的特点是要在黑暗中摸索，作为中国经济主要力量的国企便是寻找方向的主力，但夜还在蔓延，黎明需要想象力才能到达。

“承包典范”马胜利的案例是这一时期国企改革的典型。

　　1984年，河北石家庄造纸厂业务科长马胜利贴出一张“大字报”，提出由他来承包造纸厂。这个在当时具有戏剧性的举动轰动了石家庄，成为投入一池死水的第一块石头。

　　很快，马胜利用承包制的自主权优势，将步履艰难、急需新典型的国企改革带入了“一包就灵”的传奇中——在马胜利承包纸厂的第一年，他为工厂创造了140万元利润。

　　其后，从1985年到1989年的5年时间里，马胜利成为全中国最忙碌的人之一，在号称要承包100家造纸厂、从而打造出“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的宏图之下，马胜利四处奔走游说、演讲。而在当时的中国，涌动的则是一股难以按捺的冲动：河北、山东等地方发起了“向马胜利同志”学习的运动；要求其去承包、投标的电报如雪花般涌去；杭州临安的一家亏损纸厂为了见马胜利一面，在厂里挂起了“坚决要求马胜利厂长承包我厂”的标语……

　　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盛况，而在马胜利之外，则是一股更大的改革浪潮。1987年，国家经委等部门发出通知，要求所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全部改为厂长负责制，似乎“承包”已成为改变国企命运的最好良药。在1988年4月评选的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颁奖典礼上，20位入选的企业家统统都是清一色的承包厂长，连中央领导都惊呼“包为上策”。

　　但就像此前张兴让“满负荷工作法”的改革，或是步鑫生的海盐衬衫总厂一样，盲目的信仰总会带来偶像的坍塌。在不分良莠的吞并中，马胜利与他的造纸集团迅速崩溃。到1989年，已陆续报出马胜利失利的新闻；最终1989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由马胜利失利想到的》一文，最终将这个国企改革的英雄划入了失败者的行列。

　　马胜利的案例之所以成为这一时期国企改革的典型，是因为他粉碎了单纯想靠一种方式完成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造的空想；而在他之后的1991年，中央推广陈光“三光”政策，最终为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崛起，完成了实际层面的尝试。

夹缝生长

　　时间年轮来至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多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邓小平说这话时，正值中国国企改革不断寻找突围，而在此前的1984年，乡镇企业虽然第一次得到了认可，但地位还很低。人们对乡镇企业主们的印象是：好像整个刚从耕地里插完秧回来，无论穿什么牌子的西装总是不合身，很少有人会正确地打领带；普通话糟糕透顶，还特别喜欢把自己的形象登在宣传册上……

当然，后来的历史表明，这群人丝毫没有后来企业家们的叱咤风云，但正是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探索，改变了中国的商业文明。

　　鲁冠球是这个领域的代表。“农民企业家”最早便始自对鲁冠球的一个称呼，最后却变成了一个通称。1984年，鲁冠球曾花了8000元向浙江大学“买”进了一位大学生，因为在当时大学生进乡镇企业工作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也做过把自己赚得的25万元收入捐给企业，并宣称自己要让所有的人都共同富裕起来。

　　正是在这种夹缝般狭小的空间里，以鲁冠球为代表的乡镇企业通过种种方法生存了下来，并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和资源。1992年之后，乡镇企业更脱胎换骨为民营企业，到2009年时，鲁冠球和他的万向集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私人公司之一。

　　乡镇企业的崛起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大的意外，而国企和民企之间的悖论也是最大的矛盾，这种特点在商业文明到来的“前夜”无比鲜明：在金融和产业政策上，体制外蓬勃成长起来的民营公司一直遇到极大的困难，它一直试图将所有的改革成果装进国营资本这个大箩筐，但又经常承担起超出公司意义的责任。

在这个进程中，国有企业尽管被投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和政策，却因为体制上的天然缺陷而逐渐萎缩；乡镇企业一边遭遇政策压迫，一边却又获得了政府的支持，而当之后某一时刻成熟时，那些足够强大的乡镇企业纷纷转型成为私营化的民企。当然，转型失败的占多数，造就了一大批知名的“大败局”。

　　站在历史稍微靠后一些的位置来看，1985年到1992年是培育意识觉醒的一段特殊时期，它是商业文明到来的“前夜”。如果没有1987年“企业家”这个名词的出现，以及它在各个层面上得到的认可，后期的人们还要在身份认同上摸索更长久的时间。

　　这一时期，体制的束缚虽然得到了初步“松绑”，但依然是限制生产力的最大阻力。很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其中甚至不无鲜血与生命。另一些人的搏斗在今天看来则相当明智，如“92派”的陈东升、冯仑、郭凡生，如今都已家世显赫。而今日声名远扬之辈，如王石、柳传志、任正非等人，在这段时期里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当然，在意识已然具备的大前提下，他们暂时缺少的只是一股春风。当春风来临，“千树万树梨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