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刀下的大拆迁

　　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在经过数天的烧杀淫掠后，联军成立殖民军政府，对天津进行市政和行政管理，天津从此进入长达两年的“都统衙门”时期。这一时期对于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记忆来说，是痛苦和屈辱的，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第一次接触到西方先进的城市管理手段和管理理念，公交、自来水、地下排污系统等一系列城市基础建设也在天津展开。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在血泪中走向被刺刀划出的现代文明。

　　一个喜庆、祥和、安乐的春节，对于天津百姓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奢望。

　　连天的炮火早已停歇了半年，来自八个国家的军队，依然在这座城市内外巡游。军事行动几乎停止，八国联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要在这古老帝国的津门留下自己的形象工程。

　　大拆迁即将展开，首当其冲的就是古老而坚固的城墙，那令数千各国士兵喋血异域的城墙。

毁墙造路

　　这是1901年1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腊月初二。一张告示张贴在天津的大街通衢上：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津郡街市地面窄狭，于各商往来运货甚为不便，兹本都统等共同商定，所有周围城墙全行拆尽，即以此地改筑马路之用。其靠城墙各房间，仰各业主速行拆去，其砖瓦木料等项准各房主领回。为此示谕各民人等知悉，仰即凛遵勿违，切切。特示。”

　　这是一张官府的告示，而那加盖其上的依然殷红鲜艳的关防大印，却是一个在大清朝的政治序列中难以查到的新机关：“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天津都统衙门。

　　这是一个“洋衙门”，八国联军在天津设立的军政府。

　　此前一年的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两天后，联军指挥官开会协商城市秩序恢复问题。经过多方斡旋和博弈，在7月18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各国达成妥协方案：由当时派兵最多的俄、英、日三国各委派一名军官担任委员，拥有同等权力。7月30日，临时政府正式设立，俄国的沃加克上校（Konstantin Wogack A Wogack，曾担任驻华使馆陆军参赞，参加过1898年旅顺口战役，任关东军参谋长）、英国的鲍尔上校（Hamilton Bower，此人以在威海招募和训练“华勇营”著名，1901年12月后改任北京公使团警备司令）和日本的青木宣纯大佐（Aoki Norizumi， 1884年即派驻中国，是日本军部第一个“中国通”；1897年任驻华使馆武官；1901年4月后任日军参谋长；1913年后任旅顺要塞司令。退职后任袁世凯军事顾问）组成3人委员会，共同主持有关事务。

　　临时政府的中文名称最初被称作“总督衙门”，半个月后被更改为都统衙门。这一中文名称的选择，体现了八国联军的“良苦用心”。满清入关后，八旗兵“驻防”内地十八行省各要津，专设将军、都统、城守尉等职官统率。其中，张家口和热河等处设都统，官阶与将军一般，为从一品，其官署称都统衙门。都统不仅是军官，也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同时兼管民政。八国联军取都统衙门为名，在其发布的中文告谕中，也称临时政府委员为“都统”，精确表明其“军政府”（military government）性质，也表明了其时列强已经深谙“中国特色”的官场称谓。

　　天津都统衙门成立之初，当时军队数量不多的德、法声明，临时政府的这种组成只是暂时的，今后他们在军队数量增加后，也要委派临时政府成员（“都统”）以求公平。于是，同年11月，随着联军人数增加，都统衙门又增加法、美、德三国军官，扩大为6人委员会，并保持到最后解散（期间任职者一直有变化，但人数没变）。

　　都统衙门初建时，管辖区限定在老城以及城外土围墙以内地区。1901年2月，都统衙门宣布扩大管辖区，整个天津县以及宁河县所属新河以南地区，东至渤海边，西到天津城以西大约25公里处，均纳入都统衙门管辖。这可以说是天津最早出现的城市行政区体制。

　　美国军方的历史学家路易斯伯恩斯坦（Lewis Bernstein）认为，都统衙门在天津的城市发展史中的影响和作用，自1927年以后被忽视和遗忘了。在其所著的《沦陷之后：外国占领下的天津，1900-1902》（After the Fall: Tianjin under foreign occupation, 1900-1902）中，他认为都统衙门在西方和中国关系史中作用重大，一方面，都统衙门改变了天津的城市外观；再则，都统衙门向满清政府示范了“现代管理方式是如何令城市成为赚钱机器”；三则，这是罕见的西方军队占领、治理中国城市的例子。

　　从1900年7月30日临时政府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将政权归还给清政府代表袁世凯为止，都统衙门一共召开了329次委员会会议和4次特别会议或专门会议，平均大约2~3天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所有议案，制定的各项法规、法令等皆以法文一一记录在案，最后汇编为几大本《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收回天津主权时，这些会议纪要作为法律文件移交清政府。

　　拆除城墙的提议，是在1900年11月26日都统衙门第74次会议上提出的：

　　“基于军事目的和卫生的原因，本委员会决定报告联军各国司令官，请求下令拆除天津城墙。并请瓦德西伯爵阁下在以后中国与列强进行协商谈判时，加入下令今后永不再修建城墙的条款。”

　　在公开宣称的“军事”与“卫生”两大因素中，军事显然是最为主要的。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坚固的天津城墙和勇敢的聂士成武卫军，令八国联军死伤惨重，拆毁天津城墙，不仅将解除天津的一大防卫，更能为中国人留下一个永久的教训，如同当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一样。

　　各国军队指挥官一律表示赞同，都统衙门随即责令属下的公共工程局上报拆墙方案。公共工程局的方案是：12月31日从西侧动工拆除城墙，首先试拆20米，以便搞清楚城墙的结构，待掌握确切情况后，便可签订全面拆除合同。都统衙门测算了此次大拆迁的直接成本：“政府支付现金10000元和大米10000袋作为拆除城墙的费用。拆墙所得整砖归承包商，碎砖及其他物料和地皮归临时政府所有”。

　　都统衙门的汉文秘书、精通中文的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北洋大学即今日天津大学的首任校长）随即草拟了拆除城墙的告谕，广而告知。吊诡的是，这一油水并不算小的工程，分别承包给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最有武力后盾的西方商人却没有染指。至于这两位（或几位）商人是如何获得这一项目的，在官方纪要中没有任何记载。

　　五千年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拆城运动拉开了序幕。天津率先进入了大规模城市改造时期，拆迁成为都统衙门会议的经常性主题，千年城墙被夷为平地，代之而起的，是沿城墙基址修筑的四条马路，即现在的北马路、东马路、南马路和西马路。城墙之外，更多的有形与无形的东西被拆毁，都统衙门宣布同时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电车、电话、电灯、公共厕所、城市排水系统等），并以严厉的手段规范占领区的生活习惯,比如澳洲军队就曾在自己的辖区内规定，对乱扔垃圾者处以鞭打50的重罚。

　　天津开始越来越在面貌上和心理上远离北京。当天津在对城墙大拆迁时，北京却在大力抢修在战争中损毁的城墙，刚刚结束流亡返京的清政府，充分发挥了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仅仅由袁世凯奉旨监督的正阳门重修工程，就从1902开始耗费了整整五年和四十万两白银，还聘请了德国建筑师。当然，昔日的旧影无法掩盖现实，为了铁路的修建需要，北京的城墙再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金瓯无缺”的地步，永定门西侧、东侧的城墙先后被扒开了口子，而前门火车站的建立，干脆导致前门、哈德门等内城南门的瓮城城墙被拆毁，紫禁城之外，实际上已经没有完整的城墙了。

　　拆除城墙，在当时的世界似乎也是一种时髦。世界各地的城市发展，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力图摆脱城墙的束缚。此前最著名的榜样，就是十八世纪中叶拿破仑三世时期的巴黎，当时的巴黎市政长官欧斯曼主持著名的巴黎改建工程，大规模地拆除城墙改建环城路，令巴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美丽的国际大都市，欧斯曼也成为城市规划的奠基人物，尽管在其去世130年后的今天，不少法国人还在声讨其对巴黎老城的“屠杀”，认为他是一个毁坏了无数历史文化遗产的蹩脚规划师，但后世很多“拆迁派”却将他奉为圣贤。

　　在拆除城墙方面，中国人表现出了罕见的“开放”精神，如果说天津城墙多少还是在刺刀下被迫拆除，但随后其他中国城市就开始自觉地、甚至急迫地要破墙而出：

　　1906年，在汉口绅商的强烈要求下，湖广总督张之洞同意拆除同治年间为抵御捻军修筑的城墙堡垣，并在原址基础上修筑一条后城马路。

　　不甘落后的上海绅商拆毁上海城墙的要求却是屡受挫折，在经历了12年的“上访”后才于1914年获得官方批准，这年，上海人终于过上了第一个没有城墙的冬天。

　　再之后，长沙、广州、梧州等亦纷纷仿效，城墙在中国如多米诺骨牌般被纷纷推倒……中国人以这样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向“文明”和“现代化”大跃进的勇气和决心。那些似乎亘古不变的城墙，被当作封闭、落后、愚昧的象征，成为“改革”的靶子，而若干年后，当大家发现拆毁城墙依然还是不能救国后，“孔家店”便成为下一道必须拆除的“城墙”。然而，城墙依然在中国人的心里烙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必须要有一个中心、一切必须围绕一个中心，这种“中心”意识依然宿命般地缠绕在中国人的生活和生命中，生生不息。

大拆迁

　　除了拆墙开路，八国联军在占领期间还开始了一定范围内的旧城改造。

　　无论修公路，还是修军事堡垒，都涉及到民房的拆迁。吊诡的是，都统衙门这个真正从枪杆子里打出来的占领军临时政权，在拆迁方面却出乎意料地选择了放弃本已获得的威权。

　　出于军事的需要，英国占领军司令坎贝尔（Lorne Campbell）将军曾要求都统衙门在城内东南军械所附近设置一个靶场。都统衙门却答复说：“如不付给房主赔偿费，本委员会无法让居住在那一带的居民搬迁”（1900年12月12日，第81次会议第2项）。很难想象，就是这同一个洋衙门，对违反枪械禁令的华人几乎杀无赦，而且均采用西方人认为相当残忍的斩首处决法，在那几本厚厚的充满了斩首命令的会议纪要中，居然也会出现这样的“弱势政府”才有的“无奈”之词。

　　这个洋衙门在对中国的反抗势力进行无情镇压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战后混乱私有财产的登记整理工作，向能够出示财产证书的人发放房产证，并颁布了契约注册办法。

　　毋庸置疑，尽管是占领军政权，它还是将西方的契约精神带到了这个军政府的运作之中。1900年11月19日，在都统衙门的第70次会议上，明确宣布“凡因修筑道路需拆迁民房，均须提前一个月通知房主”。

　　三天后，都统衙门会议确定要从日租界北界至御河桥建造一条沿河马路，需要该地段住户全部搬迁。会议明确要求，将向拆迁户支付赔偿费并可另拨地皮。同时责成路政官列出搬迁的全部名单，以便进行公共工程规划。

　　随后，都统衙门在第73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拆迁的征用费问题，责成公共工程局局长、丹麦工程师林德(Linde, A. de)就沿河房屋提交估价报告，并由汉文秘书、司库和司法部长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先行审核该估价报告，尔后再提交都统衙门委员会。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房屋拆迁的补偿办法，规定同时给予每位房主三方面的补偿：一是房屋价格，根据都统衙门综合专家分析确认后的房价执行；二是各类宅基地皮均以每亩75两支付征用费；三是在其他地区免费划拨同等面积的宅基地。

　　实际上，这是一种土地置换性质的拆迁，除了置换相同面积的土地外，拆迁户还可以获得房价补偿和每亩75两的征用费补偿。而当时，因中国贸易出超，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银贵钱贱，75两白银具有很强的购买力，相当于五品官的一年俸银。

　　经过一番准备后，1900年12月3日，都统衙门正式发布了告谕：

　　“照得本衙门现拟由闸口河边起至铁桥止，建造马路一条，计宽六丈，所有应用地段内各项房屋，均限一月内自行拆毁迁移。其房不日即定一官价发给业主收领，其地本衙门另有地亩互换。为此示仰河沿一带各居民知悉，尔等务宜早日遵照办理。特示。”

　　在实际拆迁过程中，沿河马路一带部分业主向都统衙门提交了请愿书，一是要求不在冬季搬迁，二是希望能告知所置换的新宅基地位置，以便提前搭建临时住房准备过渡。都统衙门经会议研究，驳回了第一项要求，但认为第二项要求十分合理，遂下令路政官将划拨给搬迁户的地皮尽早通知房主。

　　与此同时，公共工程局提交了拆迁房屋的估价报告，并上报了准备用以置换的新地皮清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地皮是从原先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土地也就是官地中选择出来的，实际上就是用官地置换了公建设施用地。

　　1901年元旦刚过，都统衙门就派主要官员携带有关沿河马路的资料和文件，亲自到现场进行察看，审核估价报告，并监督拆迁户的登记造册工作。为求完善，登记的同时均通知拆迁户、地保及有关人员到场。

　　都统衙门将所需拆迁房屋逐一绘出平面图，并注明房主姓名、房屋面积等等，一式两份，房主和都统衙门各保留一份。这大概是中国最早一批根据西方制图要求绘制的房地产平面图。都统衙门随后把划拨出的宅基地按照约定条件，逐一通知有关房主，分批进行分配。

　　在高级官员审定了沿河房产估价报告后，都统衙门下令发布新告谕，通知拆迁户领取补偿金。一个月后，又向这些拆迁户发放了交换地皮证书，该证书由公共工程局签发，汉文秘书登记。

　　从都统衙门所留下来的会议记录看，几乎所有的公建项目，包括天津城墙拆除建路，其拆迁户的补偿和安置都是照此程序进行的。

　　都统衙门的会议记录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在天津火车站以北有6名华人，因持有都统衙门的执照，却被联军士兵阻挠翻建房屋，就向都统衙门进行书面投诉，都统衙门责成秘书长处理。虽然文件中没有记载最终的处理结果，但在一个被外国军队武力占领的地区，其百姓为了房屋翻建敢于投诉占领军士兵，而且占领军当局还认真受理了，这或许的确有点儿超出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想象。

　　更为吊诡的是，在结束占领、向中国政府移交天津的时候，都统衙门所提出的若干项先决条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中国政府承认都统衙门所制定的各项法令，以保证根据这些法令所获得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政策的连续性。这些条件，由中国政府的代表袁世凯完全接受，天津的“有产阶级”避免了政权更替中几乎必然伴随的“反攻倒算”。

狐假虎威

　　八国联军自身也要面对来自被占领者的严峻“挑战”——有的时候，这种挑战是“糖衣炮弹”。

　　1900年12月20日，时值岁寒，正是京城中王公高官们收取“炭敬”的繁忙时节。这天，都统衙门召开第84次会议，除了讨论发放救济、变卖旧子弹、逮捕义和团、民教冲突等事项外，还有一项专门议题： “研究关于当前一些华人向政府部门成员赠送礼物的问题”。

　　几乎没有什么争论，都统衙门就形成决议：

　　“本委员会认为此举应当严加制止。同时也相信，政府所有成员都不会接受华人除水果和鲜花以外的任何馈赠。”

　　这段以法文记载的文字，精确地表明了中国式潜规则的坚强生命力，也表明请客送礼已发展到了都统衙门必须给属下的洋干部们猛敲警钟的地步。

　　尽管八国联军似乎在军事上和大多数民政管理上都所向披靡，但他们却难以攻克这个城市的另一座坚固堡垒：赌博。

　　作为联军的警察，澳洲军队在北京曾试图禁止聚赌，并且多次冲击赌场，抓了一些赌徒，但最后不得不承认收效甚微。而在天津，都统衙门多次开会讨论禁赌问题，再三犹豫后，都统衙门最终放弃了全面禁赌的打算，而改为给一些赌场发放执照，对在赌场内的赌博予以保护，对赌场外的予以取缔和打击。

　　在为八国联军服务中，一些华人、尤其是那些“假洋鬼子”翻译官，利用联军的威势，大肆扰民。为了保证城市管理，八国联军有时也不得不对这些“自己人”进行惩罚。

　　1900年9月28日，都统衙门获悉，有些翻译趁随军出征示威演习之机，在胜芳镇非法获银1万两，并存入天津汇丰银行，便下令汇丰银行在查清此款的合法主人之前禁止支付此款；

　　英军总司令部参谋部翻译、福音堂的斯利蒙（J A Slimon）向都统衙门写信举报，两名华人谢（Hsieh）某和梁（Liang）某在一些村庄以保护为借口，骗取金钱。1900年10月13日，都统衙门责成巡捕局长逮捕并审判两名被告；

　　1900年11月16日，在都统衙门任职的俄军上校沃罗诺沃（Woronow, P P）报告说，发现有一名姓孙的华人翻译在东机器局附近的一个叫宜兴埠（I Ching Fu）的村庄向中国人勒索钱财，要求都统衙门务必逮捕此人。都统衙门将此案转交巡捕局办理……

　　这类丑闻发生太多，以至在1900年12月28日的会议上，都统衙门干脆下令发布告谕，称以临时政府或军事当局名义征敛钱财实属诈骗。要求大家检举揭发，以便给予那些人应有的惩罚。这篇告谕在1901年1月1日元旦这天张贴到了天津大街小巷：

　　“照得现闻有人假充本衙门之人或充练军勒索钱文，准该民人等前来本衙门指名禀控，派兵查拿严办。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特示。”

　　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天津的“教民”（信教的华人）刚刚摆脱了义和团时期那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困境，其中一些便禁不住要狐假虎威起来。

　　1900年11月20日，一个叫王家沟（Wang Chia Kou）的村庄向都统衙门投诉，有两名华人基督徒声称受都统衙门的委派，在村里为教堂征集赔偿损失费。都统衙门立即批示，将这两名嫌犯送交司法部。

　　实际上，这两名教民是受“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美国的一个基督教教派）传教士们的指示到村里索取赔款的。王家沟的反抗，激怒了教会，传教士们带着美国士兵抓捕了当地士绅，民教冲突迅速恶化。面对这一曾经长期困扰大清地方干部的棘手问题，都统衙门倒是干脆利落，毫不偏袒，巡捕局长严词指控“美国传教士煽动”，并要求对“传教士的行为”进行约束。

　　1902年，八国联军将天津交还大清政府，拆走了大沽炮台的大炮，作为纪念品。他们给天津、乃至中国留下了痛苦的难以磨灭的痕迹。

　　“广德者强朝万国，用贤无敌是长城，君王若悟治安论，安史何人敢弄兵。”（杜牧诗），可惜的是，这依然只是孤独的吟唱，大清帝国虽然失去了很多建筑意义上的城墙，却依然孜孜不倦地想法营建起更多的城墙，为未来的历史打造更多令后人慨叹的“豆腐渣”工程……

　　本专题图片来自作者私家收藏